先從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間的口角說起。
有人問福克納（William Faulkner）怎麼評價海明威的文學成就。
福克納停頓了一下，說：「他從來沒有用過一個會讓讀者需要查字典的字。」
這句話傳到海明威耳中。
海明威回敬：「可憐的福克納，難道他以為偉大的情感必須來自於艱澀的單字嗎？」
這場交鋒耐人尋味，表面上爭論是否應該用難字，實際碰觸了寫作核心問題：文字的價值在於看起來「高級」，還是能否準確傳達思想或情感？
再看韓愈。
唐代韓愈詩文有個特色是「奇崛」，在作品中運用罕見字、拗句、險韻。
例如〈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〉寫大火燒山：「鴉鴟雕鷹雉鵠鵾，燖炰煨𤏶孰飛奔。」第一句寫各種鳥類，第二句連用四個火部字，其中「燖」是熱水燙毛，「炰」是泥裹燒烤，「煨」是小火慢煮，「𤏶」為埋灰悶熟之意。這四個字在字形方面彰顯大火之勢，在意義方面細緻描繪鳥類死亡狀態。
韓愈借用難字，以求精確描寫物象。
關於寫作該不該刻意使用艱難、複雜的字詞，奧本海默（Oppenheimer, 2006）據此做了研究。
在許多人的直覺裡，文章越複雜、用字越艱深，作者似乎越聰明。
據研究調查，大多數學生坦承會在學術文章中運用複雜的表達方式，或查字典挑選艱深的同義字，讓文章看起來更有道理、更聰明。
然而，結果卻發現：當作者故意把簡單的詞換成艱澀的同義詞，聰明程度評價反而下降。
關鍵在於認知心理學中的「處理流暢性」（Processing Fluency），當文字容易辨識、容易理解時，讀者會認為作者對主題掌控自如。
若文字製造了不必要的解碼成本，將可能拖累讀者對作者的評價。
看到這裡，很多人可能會認為：是不是越簡單越好？
我們不能據此批評福克納、韓愈的艱深美學，奧本海默反對的是「不必要的複雜」，他並不反對所有難字或專業詞彙。若較難的詞語更能說明意義、貼近情境，就是精準表達。
再看另一種情況，以中國大陸青春文學教主郭敬明的文字為例。
而當美好的歲月過去，蛋殼被某隻手拿在碗邊輕輕敲碎，完整的包裝被巨大的力量嘩啦撕開了口袋的一角，我們開始習慣面臨黑暗裡的特質，那些游離的黑暗和恆定的寒冷。它們浮游在空氣裡，找準我們脆弱和不堪一擊的時候，悄悄地滲透進張開的毛孔。
人們都頂著一張冷漠的面孔，在街上匆忙地趕路，把孤單的影子留給大地，留給梧桐落下的枯葉，留給深夜裡貼緊地面浮動的白霧。只有空曠街頭的紅綠燈，在沒有車輛和行人的路口，頻繁地跳換著顏色。
——郭敬明《願風裁塵》
郭敬明以文學獎成名，文字風格曾吸引大量讀者，也曾引發不少爭議。
這段文字描寫美好逝去後的寂寞，通篇未用艱深詞彙，但它仍讓我感到些許吃力：比喻系統轉換頻繁，蛋殼、包裝袋、毛孔、影子、枯葉、白霧、紅綠燈等意象接連湧入，這種寫法近乎「微轟炸」，過量的形容與意象堆疊，造成閱讀阻力。
中國學者肖鷹批評郭敬明，說他的文字「初讀起來有畫面感，像日本富士山背陰處的雪景，看上去很美，但卻如破碎的幻燈片一樣，沒有內容，不能卒讀，更不能回味。」（來源：中國新聞網）這樣的批評未必是定論，但也揭示：畫面很多，文字很美，意義傳達不見得有效。
把問題從「簡單，還是複雜」往前推一步，我們想瞭解的是：什麼樣的文字，才算有效表達？
2004年Reber等人研究指出，人們的美感愉悅（aesthetic pleasure）與「處理流暢性」高度相關。當作品越容易被辨識、被理解，越容易引發正向感受。
讀者喜歡閱讀節奏順暢、詞彙易懂、結構明確，大腦處理起來省力的作品。
不過，專家與一般讀者並不完全相同。對學養深厚的專家來說，他們習慣面對詞彙艱難、形式複雜的作品，一般人感受到的閱讀阻礙，對他們來說不見得是問題。更重要的是，專家評價作品時，不只看它是否流暢易讀，也會看它有沒有語言實驗與創新，是否具備文學價值。
韓愈的奇崛、福克納的艱深，本就預設了較高的閱讀門檻，在行家眼中，這些艱深可能意味著文學的實驗或創新。
把討論拉回寫作本身，美國NAEP的評分標準說得很清楚，在遣詞用字方面，他們看重的是precise（精準）與appropriate（適當）：
Precise and appropriate word choice supports clarity of expression and enhance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writer's ideas.
——Criteria for Evaluating Responses on the NAEP Writing Assessment 2017
熟練的作家重視「有效傳達」，根據寫作目的，選擇精準、適當的詞彙表達想法，並且考量讀者，評估哪些詞彙容易引起共鳴。
寫作不需在「簡單」或「複雜」之間選邊站，而應該追問：用字遣詞精準嗎？適當嗎？是否增加了不必要的閱讀阻力？
好作品不需比較「誰認識的字多」。
韓愈用難字，海明威用簡單字，背後有一個共同原則：文字是為了服務思想與情感，讓它們得以被精準傳達。